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共同重大挑战，将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金融等诸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我国自从2000年正式步入老龄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并且速度不断加快。截止2014年末我国60以上人口高达2.12亿，占总人口的15.5%。长期以来在应对老龄化方面，我国学者比较重视养老制度改革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但近几年随着我国养老改革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机构、媒体等开始关注养老金融话题。与此同时，供给侧改革作为我国高层近期频繁使用的热门词汇，将成为我国“十三五”期间，甚至更长时期的首要宏观经济改革指导思想。鉴于此，如何借力供给侧改革，积极汲取供给侧改革思想的精髓，实现我国养老金融事业的跨越式大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讲，国内学者将养老金融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养老基金金融：供给总量与结构均待提高
养老基金金融，即狭义上的养老金融，主要指管理、投资、运营等目前我国养老制度各层次所涉及的相关养老基金，具体包括社会统筹、个人账户、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以及我国的战略养老储备基金，即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所管理的基金。截止2014年我国养老基金的总规模约为6万亿人民币，占我国GDP的9%左右。从供给侧角度来分析，我国目前养老基金的供给总量与供给结构与快速的老龄化进程不匹配。
第一、养老基金总供给偏低：2014年OECD国家私人养老金（大致相当于我国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占GDP比例为84.4%，即便非OECD国家也高达34.4%，远远高于我国的1%。第二、供给结构不合理：我国目前养老金主要依靠第一支柱，即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部分，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所占比例很小，导致制度的财务不可持续。所以，今后我国养老制度改革，应从供给侧着手，通过国有资产转持、提高投资收益等措施扩大养老基金总规模。同时，也需要优化供给结构，适度降低第一支柱比例，扩大私人养老金比例，进而实现养老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
养老服务金融：机构与政府需同时发力
养老服务金融主要指各类机构向消费者提供的以退休为主要目的的各种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等。这里的消费者可以是已经退休的老人，也可以是未退休但提前做准备的消费者。面对一个庞大的2.12亿老年人群，再加上一个更大基数的未退休人群，商业机构已经开始着手做相应准备。例如，近期一些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通过借鉴海外经验，向老年人提供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即“以房养老”），期望通过盘活资金，提高老年人的当期现金流。但是由于我国传统观念、市场环境等限制，目前真正参加“以房养老”的人数很少。此外，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提供的老年理财产品玲琅满目，但是仔细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产品与其它类型的金融产品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假借养老名义，吸引眼球、赚取噱头，没有体现差异化。另外，在销售过程中，也频频出现误导销售、欺骗销售等行为，使老年人财产、精神受到极大伤害。
因此，我国金融机构应紧密结合供给侧改革理念，联系中国实际情况，解放思想、锐意创新，设计出真正适合我国消费者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切切实实的养老需求和诉求。在此，不可否认，我国目前的相关政策法规也应做适当调整，以助力养老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例如，通过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以提高个人养老缴费的能力与意愿。
养老产业金融：供需稀缺资源的错配
养老产业金融主要指向养老产业相关机构提供的融资安排。目前我国养老产业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与社会资本。例如，各级政府过去兴建并经营的公立养老院、福利院，以及目前正在开展的居家、社区养老的改造升级，所需资金一般由各级政府财政承担。这样主要出于非盈利、公立性的考虑。
与此同时，近几年以保险公司为代表的民营资本、社会资本热衷于兴建“高大上”的养老社区。保险公司征地面积越来越大，少则百亩、千亩，多则万亩，同时规格也越来越高，不少都向五星级酒店标准靠齐。另外，由于民营资本拿地普遍通过“招拍挂”，而非政府划拨或协议出让，导致成本比公立养老院高出很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想入住优质公立福利院的老人需要等最多166年，而同时远在郊区的“五星级”养老社区空置率 却高达70%甚至更多。
这种供给与需求的严重不匹配彰显了我国养老产业资金的错搭和分布不合理。鉴于此，政府可以通过PPP、政府引导基金等形式充分发挥财政基金的杠杆作用，并合理引导民营资本，以支持我国养老产业的健康、长远发展。
养老金融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新的研究视角已经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机构、媒体等，以及政策制定者的认可和关注。2016年恰好是“十三五”规划与供给侧改革的开局之年。我国养老改革与养老金融应借力当下的供给侧改革之春风，满怀激情、锐意进取，进而实现养老金融事业的跨越式大发展！
(作者胡玉玮系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