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建议将“积极应对老龄化高峰期挑战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件事列为全国重点提案。
人口加速老龄化，是未来几十年内我国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对我们国家未来几十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格局都会发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建议要把积极应对老龄化高峰期的挑战上升为国家战略。
第二，实现这样一个国家战略的顺利开局，最大的抓手是设立综合性的领导机构。
我认为真正的切入点和抓手，就是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因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而且很多部门都已经采取了积极行动。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还是总体上看各行其道，力量是分散的，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的行动。全国老龄委和它的办公室多年来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全国老龄委的正式名称叫“老龄工作委员会”，这个定义已经不能涵盖实际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所以说它已经不适合现实和未来的需要了。我们国家历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样一个体制性优势，就是应该设立专门的领导机构，或者把全国老龄委更名扩大职能范围，隶属更高的领导机关，这样可以更广泛、更有力地组织和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来共谋大计，合力推进。
第三，坚持底线思维，首先还是要确保老有所养。
老龄化社会的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市场机构从中发现商机，瞄准高端人群或者中等收入群体来开发各种养老医护产品和服务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现实最突出的问题，或者讲最大的短板，还是有一亿多老年人没有任何制度性的基本生活保障，这是现实。所以，底层的问题仍然不可忽略，要把中共中央五中全会提出的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作为优先的目标，力争到2020年把10亿左右的适龄人口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当中。现在是8亿六千多万人，还差一亿多人，基本实现全覆盖。在这个基础上，要大力发展第二、第三支柱的养老保障。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有些老年人大清早就排队购买某种理财产品。也就是说，发展第三支柱养老，既有需求，也有供给的潜力。而对于第三支柱，我们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定义，至少我认为，1991年国务院33号文件界定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范围是有点局限了，有点狭窄了，要有更宽的范畴，并且以鲜明的政策来予以支持和引导。这个也需要顶层设计，而不能零打碎敲。比如说无论是保险产品、银行理财产品、长期的证券、房产等等，只要是有助于养老保障，政府都可以考虑通过减免税收等优惠来予以支持，而不限于某种产品予以政策支持。当然这里有两条，第一要加以标记，这是养老的，不能随意性的就予以免税优惠了。第二加注标记之后，要明确支付的规则。
第四，高度重视老年服务的人力资源培育和配置。
老龄化社会的服务资源当中，土地、资金、设施都极为重要，但是长期和总体看，我以为可能最稀缺的资源将来恐怕还是服务组织和服务人员。虽然我们国家人口众多，但是对于老年服务而言，愿不愿意干，会不会干，将会是长期困扰人力资源配置格局的一个问题，这不完全是有钱就能办到的事。比如说现在全国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只有两千多块钱每个月，你想有多少人能够花四五千甚至更多的资金购买家政服务？既或是有钱，服务人员缺乏必要的技能、服务标准和纠纷处理机制，使得雇主不满，矛盾频发，这也不是我们乐见的现象。
第五，综合发挥家庭、社会市场、政府三个主体的作用。
我注意到民政部提到四个主体，我认为企业、社会、市场基本算是一个类型的主体。家庭是一个，社会、企业、市场是一个，政府是一个，三个主体的作用。应对老龄化高峰期挑战也好，推进医养结合也罢，都不能把责任全推给政府，基本的顺序应当是家庭能够承担的就自行解决，市场能够提供服务的就购买服务，政府的责任是缓解家庭不可承受的风险，解决市场机制失灵的问题，比如说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促进社会服务组织发展，以政策来推动第二、第三支柱的成长，以及对老年服务人员的培训，予以资助等等。
（以上整理自胡晓义在“第二届养老模式与顶层设计座谈会”上的发言。胡晓义，系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