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基于各方面的考虑认为应该延迟退休，但是社会对此是反感的。二者之间的矛盾要想解决，需要对制度进行改革，加大劳动要素的分配，减少资本的分配，让老百姓在多干活的同时，能够多赚钱。” 11月28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论坛上回答搜狐智库提出的问题时表示。
据了解，当前我国的养老金体系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养老金存量不足，截止2016年末，养老金占GDP的比重仅7%左右，即使将目前全国社保基金的总规模全部纳入，养老金占GDP的比重也仅为10%左右，而同期OECD国家养老金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70%，美国三支柱的养老金规模总和占GDP的比重甚至可以达到140%；
二是养老金增量有限。随着老龄化的深入，基本养老金的缴费人数越来越少，而支付的金额越来越大。根据《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的数据来看，截至2016年年底，基本养老金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已经增加至7个，个别省份甚至累计结余也已穿底，出现了232亿元缺口。
“当前，在中国延迟退休是很迫切的。”郑秉文表示。
在谈到延迟退休是否会影响年轻人的就业时，郑秉文表示，延迟退休不会影响就业，他举例表示，美国正常退休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是67岁，而希腊的法定退休年龄男65岁，女60岁，但是美国的就业率要远高于希腊。
此外，郑秉文认为，在养老金的发展中，我们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国家要高度重视养老金，要将养老金纳入顶层设计中。“养老金和人口看似是两码事，但事实上是一件事。”
第二，决策科学化很重要，养老金决策更要科学化。“这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个长期的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安排在中国具有更为特殊的重要性。”郑秉文表示。
郑秉文指出，养老金决策科学化需要数据，但是，中国目前没有一个部门生产数据，政府也没有专门对数据进行采集。
他认为，数据的产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实现的，比全面放开二孩还难。“放开的二孩在18年后就会变成劳动力，但是决策科学化依据的制度成长18年是很难实现的。”
郑秉文还介绍，养老金缺口的衡量主要有两个口径，第一个口径是居民缴纳的养老金和养老金的投资收入；第二个口径是在第一个口径的基础上加上财政补贴。
“关键在于财政补贴，如果从前者来看，一开始就是收不抵支，20年以前的省份是28个，后来数量逐渐变少。”郑秉文称，“如果按照第二口径，连黑龙江都可以收支相抵。因为我们的预算是个软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