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顾起来，就是说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时候，正好就是中国人口发生拐点的时候，也就是说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剧烈程度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我第一个要说的就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一定要重视，2017年刚刚过去全面二胎的第二年，全面二孩第一年是生不出孩子的，全面二孩的第二年是重要指标，并且去年的属相也还可以，比属羊的要好嘛，但是去年统计出来新生婴儿是1723万，比正常年经少了三四百万，即使是没有全面放开二孩，即使是正常的情况下，一胎政策的情况下，还少了几百万，这是一个震撼，谁也没有想到，引起了人口学家和社会保障学家的一些议论。
为什么人们生育的意愿低下，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生活成本的提高，尤其是男孩在城镇的生活成本提高了，这也是谁没有想到的，跟保姆的价格上涨也是有关系的。这是人口的形势。
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形势恶劣在哪？有四个群体将来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担，一个群体是失能失智的群体，这个群体是巨大的。
第二个群体是失独群体，就是独生子女由于意外的问题没有了，这个群体根据年龄段的推算，每年要增加7万人，现在这样的家庭有百万左右，老人就是两百万，这也是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三个群体是城镇空巢家庭。有子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异地打工了，或者是出国了，老人是长期空巢，这里更比较恶劣的是独居老人，这个群体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第四个群体是农村的留守老人。而且农村的留守老人往往和留守儿童是绑定的，两口子打工了，孩子留给老人了，于是这部分群体现在也是最艰苦的。目前这四个群体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中央在一个群体一个群体的解决，第一个群体要建立社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准备采取社会干预的办法，公共干预的办法，让这个难关渡过去，但是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我们到2022年是中国的人口峰值，14.2亿，此后年年下降。总人口是这样下降的曲线，但是老年人口是这样上升的曲线，这是很严峻的问题，所以有人提出了放开三孩，给生育补贴。这样一个人口的逆转的趋势，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是非常不利的，这是我们经济学家都应该考虑到的。
第三点，人口的结构逆转，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以及保障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互动的反向影响。人口对社保制度的影响就不用说了，绝对是负面影响的，医疗保险制度，所有的国家支出都是绝对值的增长，养老保险的制度也是呈绝对的增长，这就给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带来了可持续性是否可预测这样一个问题。我带了四个提案，我有一个提案就是建议中国政府搞一个精算报告，我们搞了一个精算报告，这是中国首部精算报告，美国是一年一个，一个医疗的，一个是养老金的，一年一个，这是一个惯例，中国没有，没有就像盖楼没有施工图，盖到哪是哪，就是这样的道理，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再说说两会，总理报告当中有一些亮点，比如说一个亮点是要提高个税起征点，现在提高是肯定的了，从民生上讲这是一个好事，老百姓要获得很大的实惠，到底有多大幅度，现在从我研究的角度，讨论有多大幅度，我个人认为幅度不宜过高。根据国外的经验，应该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但是这个多层次，第二层次，第三层次始终就没有建立起来。
第二层次从2004年开始建立到现在，加入的人员2300万，第三层次今年要出台，但是不可能好过第二层次，因为第二层次是企业举办的福利制度，企业要交钱的，第三层次是企业不交钱的，是个人建立的，在税务激励下的个人建立，显然连第二支柱的覆盖面都没有那么大，这跟纳税人的数量有关，纳税人的三次提高起征点，纳税人每一次提高都是断崖式的下降，2011年纳税人数量是8000万，提高了以后马上降到2800万，那个时候我在拉美所当所长，那个时候我们全所从所有都是纳税人变成只有三人是纳税人，我们的纳税人有三次波浪式的曲线。如果一个国家纳税人的数量不稳定，福利制度会遭到巨大的摧毁，就是说我们凡是涉税型的福利制度没有人参加，国家下来再好的税收优惠政策，对这些群体来讲敏感度不高，没有人参加进来，因为没有纳税人，纳税人很少。
2011年纳税人是2800万，我们企业年金建立的人数就是2300万，几乎就是那个。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业是千八万人，前几年保监会搞的税优型健康税保险也是没有纳税人，就是说税收优惠政策再好没有纳税人也惠及不到，就不愿意加入进来，这个制度就永远是国家一柱独大。美国是三条腿的板凳，美国人把自己的福利制度叫做三条腿，第一是国家建的，第二是企业建的，第三是个人建的，三条腿都有税收政策，中国只有第一条腿又大又粗，第二条腿小小的，第三条腿今年要诞生。这个制度下不可能像国外的多层次，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是跟税制有关系的，有分项所得税的原因，不是综合所得税制，跟起征点也是有原因的。
我主张起征点不宜过高，但是绝对不意味着我们财政的收入在个税的收入当中比例要提高，不是这个意思，提高下降都不是，可以保持不变，个税是占税收的7%，然后工薪税是4%，占4%，即使是按照我说的，起征点不要过高，我们也不可能影响个税税收占总体财政收入比重，也不能有什么变化，为什么呢？可以把八个档次简化几个档次，每个档次低一点，纳税可以少一些，起征点低一些，可以让纳税人的规模多一些，从2011年到现在，经过了八年的努力，纳税人数量从2800万增加到去年底的1亿，又到1亿了，跟2011年差不多，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当期福利和长治久安福利的关系的选择问题。
从我研究的角度，主张个税起征点应该低一些，薄一些，收的钱还是那么多，但收的人多了，我们现在没有公民意识，跟不纳税有关，我们现在在城市所有的买车呀，入户口呀，没有人问你是不是纳税人的，都问你上了多少年社保，必须上十年社保，参加社保的人远远十倍于，二十倍于纳税人的数量，这是不正常的，上社保不纳税这是不正常的。
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觉得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不应该走欧洲福利国家的路子，欧洲福利国家不适合中国，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美国式的社会福利制度，福利社会，而不是福利国家，否则的话，有一天要吃苦头。
我们目前做的每一件事都给子孙后代奠定了模式选择的路径依赖，选不好以后只能那样走，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眼下是经济增长，长期是未来我国长期的能够PK这个，PK那个的实力，我认为这是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和美国是无法相比的，软实力不行就决定了国家走不远。
（以上是根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3月9日，经济观察报举办的“两会面对面 新时代、新经济、新金融”上的公开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